在一个日益被效用与功能所塑造的世界里，艺术是否必要的问题频频被提出。在功利主义看来，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其产生实际结果的能力，因此艺术似乎是多余的：它不能直接让饥饿的人吃饱，不能治愈疾病，也不能修建基础设施。然而，这种观点深深误解了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，以及它超越单纯功能的能力。艺术存在于效用之外，为情感、智识与文化的成长提供空间，并挑战功利主义思想的僵化框架。
功利主义的局限
功利主义由Jeremy Bentham和John Stuart Mill等哲学家阐发，主张最好的行为或事物是那些能使幸福或福祉最大化的行为或事物。尽管这一框架在伦理推理中极具价值，它却常常把人类经验简化为可衡量的产出。在这种语境下，艺术可能被视为可有可无——它对幸福的贡献被看作短暂的、主观的，或次于那些更可量化的成果。
然而，这种还原论观点忽视了艺术细腻而多面的影响。幸福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上的舒适或人身安全，还包括成就感、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以及自我表达。艺术触及的正是人类存在中这些更深的层面，它们无法被量化，也无法局限于功利主义的计算之中。
艺术：情感与智识成长的空间
支持艺术必要性的最有力论据之一，在于它能够唤起复杂的情感并激发批判性思考。工具或机器服务于明确而具体的目的，艺术则不同，它邀请人们去诠释，提供多重层次的意义。这一诠释空间鼓励观者直面自身的情感与想法，从而培养同理心和自我意识。
例如，Mark Rothko的绘画并不描绘具体场景，也不讲述明确的故事。然而，那些广阔的色域却能在观者心中引起深刻共鸣，将他们带入冥想般的状态，与功利社会快节奏、目标导向的心态形成对照。同样，Bertolt Brecht的戏剧促使观众批判性地反思社会不公，以既非立竿见影、也无法量化的方式唤起觉醒与行动。
通过营造反思与内省的空间，艺术以任何纯粹实用之物都无法企及的方式丰富着人类经验。它让我们得以直面存在的问题，跨越时空与他人相连，并想象有别于当下现实的其他可能。
艺术与不可衡量之物
功利主义的一个核心缺陷，在于它依赖指标来判定价值。然而，艺术对社会的许多贡献是无法衡量的。聆听一首动人的交响乐时情感的释放，读到一部道出自己难以言说之感受的小说时的共鸣，或一件大胆的雕塑所激发的灵感——这些又该如何量化？这些体验难以归类，但其真实性与影响力丝毫不减。
哲学家Immanuel Kant认为，艺术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因为它调动了我们在想象力与知性之间自由游戏的能力。与为特定目的而设计的物品不同，艺术的目的是内在的；其价值在于它所创造的体验。这种摆脱效用的自由，使艺术得以超越平凡，让人一窥人类创造力与思想的更高境界。
艺术：对还原论的抗议
艺术也是对那些试图贬低其重要性的框架本身的一种批判。艺术存在于效用领域之外，挑战了“一切都必须服务于实际目的”的观念。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宣言，提醒我们并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能够、或应该被简化为功能和产出。
Marcel Duchamp等艺术家便体现了这种抵抗——他曾将一个小便池作为艺术品展出，此举广为人知。他的作品促使观者追问艺术是什么、又为何重要，打破了功利主义的期待，拓宽了艺术与哲学话语的范围。
同样，超现实主义运动以其梦幻而荒诞的意象，拒斥了主导20世纪初思想的理性与实用主义。由此，它为非理性、情感与潜意识开辟了空间——而这些人类存在的要素，正是功利主义难以容纳的。
艺术与人类境况
归根结底，艺术最伟大的力量在于它能够映照并塑造人类的境况。它捕捉到身而为人的本质——我们的欢乐、悲伤、恐惧与希望——为我们提供一面镜子，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、理解彼此。这种功能在狭义上并不实用，却是深刻而必要的。一个轻视艺术的社会，可能会与自身的人性脱节，变得机械而没有灵魂。
正如bell hooks所言：“艺术是一种抵抗行为，一种抗议行为，一种反叛行为。”正是通过艺术，我们重拾个体性与共同的人性，挣脱功利主义还原论的枷锁。
结语
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超越了实用性的界限。它或许不能直接架桥或治病，却能建立联结、培养同理心，并治愈灵魂的疏离。通过抵制以即时用处来衡量和评判一切的功利主义冲动，艺术为创造力、自由以及人类经验的全部广度开辟了空间。它提醒我们，人生不只是生存与生产——在那些并非必需的事物中，也能找到美、意义与超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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