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e Silhouette of the Artist（局部）（1907 年），Léon Spilliaert。根特美术馆（Museum voor Schone Kunsten）。
摄影：Hugo Maertens
平日里，我的创作就像一支昏暗的手电筒，照向日常生活中那些安静的角落。“封城”之前，这一年我一直往返于下议院、政界和媒体圈子以及画室之间。到了三月中旬，我正忙着联系艺术品运输公司，筹划前往全国各地参加自己画展预展的行程。
我还受邀去皇家艺术研究院看了 Léon Spilliaert 的展览，真是令人欣喜。我在展厅里慢慢走着，看着那些幽暗而忧郁的作品，留意到那种北欧特有的清冷、柔和的光线，以及孤独与隔绝之感。
他和我一样，借助思想家为作品增添分量：他与 Edgar Allan Poe 和 Friedrich Nietzsche 心意相通；而我的思想挚友是 Thomas Sowell 和 Roger Scruton，再加上一点 David Starkey 的历史分析。
我想，Spilliaert 一定和许多艺术家一样，在独处时最为多产，也许本就是个独来独往的人。艺术家们通过画作彼此交谈，无论生者还是逝者；我们之间有着漫长的对话，穿越世纪、跨越国界，往复不息。一个没有其他艺术家作品可以对照的世界是空虚而荒凉的；我们彼此是朋友，哪怕其中一人早已离世。
看完展览一两周后，我突然置身于那个此前无法想象的荒凉空寂的世界。画廊和博物馆纷纷闭门。Spilliaert 的作品如今被锁在皇家艺术研究院里，我自己的作品则被困在苏格兰皇家艺术研究院、黑斯廷斯博物馆和纽约的一家画廊中。更糟的还在后头：突然一通电话，一位远房亲戚去世了；她周二染上了这场新的瘟疫，到周五就走了，没有人能去参加她的葬礼。而我被困在家中，连去商店买吃的都不行，眼看这种局面遥遥无期。
我的世界缩小到了收音机里的新闻，以及忽然涌进我那巴掌大小花园的鸟儿。我一靠得太近，蓝山雀就朝我头上俯冲。大山雀扭着身子往一个太小的鸟巢箱洞口里钻，提醒我该减肥了——新冠专挑胖人下手。小知更鸟每天都来洗碗盆改成的小池塘里扑腾着洗澡。两只乌鸫，我叫它们 Horace 和 Muriel，就在我眼皮底下用肥大的虫子喂养叽叽喳喳的雏鸟。接着还有邻居的事。他们从冷漠、忙碌的伦敦人，变成了某种友善热心、乐于助人的大家庭。不过我们有个麻烦：街上有个“告密者”。每周一次，整条街的人站在自家门口，伴着音乐一起狂欢三分钟，这时总有一部手机从某扇前门伸出来，绑在一根长杆上，“咔嚓咔嚓”，然后长杆缩回屋里，门随即关上。警察甚至还来过一次，竖起手指警告：“你们必须保持社交距离。”世界已经变了，社交距离与隐私缺失交织成一种了无乐趣的日常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依据 Léon Spilliaert 的一幅自画像《Silhouette of the Artist》（1907 年）创作了《Curtain twitching》。他独自一人，在黑暗中，站在窗边，被纱帘框住，处于永恒的孤立之中。这幅画萦绕不去的忧郁气质，与我如今的生活遥相呼应。
一如既往，艺术家们借由绘画的体验彼此交谈、相互慰藉，穿越时间与空间，穿越生命、疾病与死亡。
Christie Burdock, Curtain Twitching 2020